清人王拯在《项脊轩记》(《项脊轩志》或称《项脊轩记》)后有一段记载:“往时上元梅先生在京师,与邵舍人懿辰辈过从,论文最欢,而皆嗜熙甫文。

梅先生尝谓舍人曰:君等嗜熙甫文,孰最高,而余与邵所举辄符,声应如响,盖《项脊轩记》也。

乃大笑。

”[1]清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

可以说凡对归有光其人稍有了解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项脊轩志》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归有光的欣赏就是建立在这么一篇《项脊轩志》上。

建国以来的归有光研究,相当薄弱,但关于《项脊轩志》的赏析文章却比比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项脊轩志》具有如此永久的魅力,总能打动它的阅读对象呢?如同归有光其他“事关天属”的文章一样,《项脊轩志》的取材对象是一些极平常的家庭琐事,但这些琐事,大都是最能引发作者失落感的事件。

生活在一个日益衰落的家庭里,从小失去母亲,作者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悲哀。

《项脊轩志》的主要内容就是描写这种悲哀。

家族的败落离析是归有光内心痛苦的来源之一。

归有光是很具有家族观念的人,他的祖上曾有过五世同堂的记录,他祖父的高祖,死前留有遗训:“吾家自高、曾以来,累世未尝分异。

传至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遗言,切切不能忘也。

为吾子孙,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为不孝,不可以列于归氏。

”[ 2 ]归有光对此是颇为神往的。

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因遗训的存在而延续下来,“归氏至于有光之生,而日益衰。

源远而末分,口多而心异。

自吾祖及诸父而外,贪鄙诈戾者,往往杂出于其间。

率百人而聚,无一人知学者;率十人而学,无一人知礼义者。

贫穷而不知恤,顽钝而不知教;死不相吊,喜不相庆;入门而私其妻子,出门而诳其父兄:冥冥汶汶,将入于禽兽之归。

平时呼召友朋,或费千钱,而岁时荐祭,辄计杪忽。

俎豆壶觞,鲜或静嘉。

诸子诸妇,班行少缀。

乃有以戒宾之故,而改将事之期;出庖下之,以易荐新之品者。

而归氏几于不祀矣。

”[ 3 ]伴随着归有光的成长,家族离析日益加剧,待到创作此文时,作者已目睹了十余年来的家族变化,“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

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墙,往往而是。

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

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

”由篱到墙,百年老屋被瓜分,家庭成员的心理隔膜的也不断加深。

鸡、狗东奔西跑,客人穿越厨房赴宴,家族呈现出它的无序与败落。

作者没有就家族变化发表言论,只是用平静的笔墨将现状展现出来,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悲凉与无奈。

作者极不愿意见到这种离心离德的现象发生,这很自然,也许可称为过于执着以至偏执──其实,由疏到亲,由亲转疏,恰恰体现了宇宙之必然,归有光也许只体会到了主观愿望无法实现的悲哀,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生存选择的必然性。

事实上,归有光自己对于家族成员的感情也有亲疏之分,不可能真正做到无所私其妻、子。

中国是一个宗法观念很强的国家,所以渴望家族、家庭团圆、和睦,是一种普遍的情感,然而,生存事实却往往与这种愿望相违背,因此,拥有家族、家庭离析悲剧性体验的人相当多。

但是,能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却微乎其微,归有光恰如其分地写出他的感受,发人之所未发,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也是《项脊轩志》能引起共鸣并颇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即使归有光在写作时并非出于自觉,也不足以否定这种题材选择的价值。

如果说,家族的分崩离析还只让作者感到失望、无奈的话,那么,至亲的离世,则使作者体验到生活的残酷。

归有光束发读书项脊轩中时,母亲已经谢世,他从哺育过归家两代人的老妪之口,了解到母亲的一言一行以及她对儿女的深爱,不免悲从中来。

归有光的祖母,面对归家“读书久不效”的事实,将希望全寄托在了长孙身上,她的爱护、期望与激励之语,孙子虽记忆犹新,老人却已命归黄泉。

妻子来归,暂时驱谴了作者的无依之感,谁知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妻子又亡故,作者再次跌入感情低谷。

七龄丧母,少年时祖母去世,不到而立之年又丧妻,归有光深受生活之苦难。

这三代女性,是他的感情依托,却一一失去,人在命运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内心的遗憾却日益累积,让作者不堪重负。

自身发展的不顺利,也是文章的悲剧性内涵之一。

归有光自束发读书项脊轩中,“竟日默默”,以求奋发。

虽说初作志文时,作者连秀才都不是(归有光二十岁中秀才) ,但从他以曾经昧昧一隅最终名闻天下的蜀妇清、诸葛孔明自比,则志向可知矣。

尽管作者也自我解嘲:“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

人知之者,其谓井之蛙何异!”但这种自嘲是以高度自信为前提的。

待到作续文时,归有光应已中举(归有光中秀才后连考六次方于三十五岁那年中举,此后,又有八上公车不遇的坎坷经历。

) ,但从文中已看不到对前途的任何憧憬了。

科场的失利,不断地消磨着他的雄心,他再也无意放言高论了。

应该说,《项脊轩志》中描写到的生活内容本身并无甚新奇独特之处,但在表达上,却堪称独步。

正如钱基博所言,“睹物怀人,此意境人人所有”,然而,以“极淡之笔”写“极至之情”,“此妙笔人人所无”。

[ 4 ]《项脊轩志》无论写景写人,都很真切。

首段的景物描写,动与静、明与暗、有声与无声结合得十分巧妙。

如庭阶之寂与小鸟之动、墙之静与影之动、墙之坚实与风、影之轻柔、月之明与影之暗形成对比。

归有光的散文素以平淡自然、不事雕琢见称,其实,象《项脊轩志》这种文章,雕琢痕迹是相当明显的。

只不过它的雕琢不是浓墨重彩的,而是精雕细刻的。

写人物,笔墨不多,却能收到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效果。

作者的回忆集中在其最感亲切的三个女性──母亲、祖母、妻子──身上,虽然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形象,都只有三言两语的简短描写,但它们皆为浓缩了作者深情的意象,所以叙事效果极佳,读过之后,不仅难以忘怀,而且能“使览者恻然有隐”[ 5 ]。

文章注意选择印象最深、感触最大的细节,形、声兼备,亲切可感。

如写母亲以指叩扉,祖母以手阖门,妻子凭几学书,都让读者有亲眼目睹之感。

作者又特别注意用笔的变化。

如言语描写,写母亲,用的转叙,且只一句:“儿寒乎?欲食乎?”就很好地写出了慈爱的母亲为儿女的每一声哭泣所牵动,听到孩子哭了,情不自禁要问:孩子是不是冷了?是不是饿了?转述的运用,更好地写出幼年丧母的作者只能从他人的言谈中增加对母亲有限的了解,而聆听的同时又更让他意识到与母亲接触的短暂、母爱的失落、以及母亲生命历程的转瞬即逝及死亡对每个人的潜在威胁。

所以,“语未毕,余泣,妪亦泣。

”也就自然而然了。

写祖母、妻子则用直叙;祖母的言语描写最多,有三次。

其中两次是向孙儿讲话,一次是自言自语。

每一次的言语包含的情感、所显示的心理动机也不相同。

“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体现的主要是欣赏与疼爱;“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写内心的期待;“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

”则充满信任与激励。

妻子的言语也仅一句:“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此言虽出自妻子之口,却只是转述娘家诸小妹的好奇问话。

对于这些言语可能引起的情绪反应也是或写或不写。

对于《项脊轩志》这种琐事描写、言语描写,吴小如很是欣赏,将该文与《汉书》、唐传奇、《聊斋志异》等联系起来,认为《项脊轩志》有承上启下之功。

“我以为他的散文,不论作者本人有意无意,已开始受到当时白话小说的影响。

即以这篇代表作《项脊轩志》而论,它上承唐人传奇写作手法,下启《聊斋志异》用笔先河。

它正是归有光专门摹写身边琐事而具有小说胎息的一篇杰作。

比如文中写老乳母转述作者母亲的问话,和作者祖母对作者的谆谆嘱咐,既酷似班固《汉书》中人物琐屑问答的口吻,又是蒲松龄写《聊斋志异》的蓝本。

……不过姚鼐对《项脊轩志》的特色却深表遗憾。

他认为这篇文章不免带有小说气,而且有辞费之嫌。

”[ 6 ]吴断言归有光散文受到当时白话小说的影响,但论证时,却又强调他的散文远绍唐传奇,下开《聊斋志异》,亦即在文言小说一脉的承传。

至于说到对《汉书》笔法的吸取,则又是在史书一系寻找渊源。

也就是说,吴氏同时肯定了史书、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对《项脊轩志》一类散文的写作的影响,这未免有点逻辑混乱。

将中国古代小说的渊源上溯到史书是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既然史书是小说的祖宗,那么,对于《项脊轩志》这类人们称为运用了小说笔法(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小说是远后于史书产生的一种文体,既然这种笔法早在史书中存在,为什么不直接称史书笔法呢?)的散文,你大可以将它跟任何一种同宗的文体的写作手法建立一点联系。

但这种联系是模糊的,关于这种联系的分析对于解释作品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项脊轩志》一类文章是否运用了与小说近似的笔法呢?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小说大致有两种类型,或侧重于讲故事,或侧重于写人物,讲故事者往往有较完整的具有前因后果的故事发展过程,写人物则往往有较为生动突出而富于传奇性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个性(是以形象描写见长的,讲求故事性和趣味性)。

但是细读归有光的散文,传奇性的情节叙述极为少见,更不用说人物个性的传奇性了,他也从来不讲完整而吸引人的故事。

人们之所以会将归有光的散文与小说建立联系,主要是因为其散文中那些零星的、片段的回忆,具有一定的生活感,不是高头讲章或奏议制举,与小说的情趣在某种意义上稍有近似之处,但在作者,这些片段回忆和琐事,并不是为了讲述故事或塑造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他只是借此来抒发感情而已,与中国传统小说可以说大不相同,我们不能因为有人物、有对话,就判断散文作品运用了小说笔法。

《项脊轩志》的结构及其写作过程,在中国散文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独特的,并非一气呵成,却又浑然一体。

前人早已注意到,而且有所解释。

它的前后两个部分,写作时间相差至少十三年以上。

对于归有光补文的写作时间,颇有争议,至今难以确定。

顾农认为“其补文部分当作于嘉靖十五年(1536)”,“补文中一再提起‘吾妻来归’、‘吾妻死’这些话,完全是他尚未再婚时的语气,他重新结婚后,文章中提到魏氏便称为‘亡妻’或‘先妻’了。

”[ 7 ]他由《祭外姑文》中的“甲午(1534)、丙申(1536)三岁中,有光应有司之责,驰走二京,提携二孤,属之外家”推断归有光此时尚未再婚,又据归有光的一个女儿二二生于嘉靖十七年(1538) ,推断归有光和王氏结婚在嘉靖十六年(1537)。

最后得出《项脊轩志》写于嘉靖十五年(1536)归有光三十一岁时的结论。

顾农由文中以“吾妻”称魏氏而认为《项脊轩志》应作于归有光尚未再婚之时,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遵循他的逻辑,《项脊轩志》绝不可能作于嘉靖十五年。

因为,《女如兰圹志》中说如兰夭折后,他们于嘉靖乙未(1535)中秋日将其掩埋,而此时“女生逾周,能呼余矣。

”则如兰死时,已满周岁,她的出生年月应在嘉靖甲午年(1534)中秋以前,再往前推算,则归有光与王氏结婚最迟应在嘉靖癸巳年冬季,魏氏死于癸巳年十月庚子日,如果归有光文中记录的时间没有错漏的话,魏氏死的当年归有光即再婚。

假定顾农的逻辑可行,则《项脊轩志》的补文只能作于癸巳年的秋冬之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