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学术生涯的晚年辉煌莫砺锋提要程千帆先生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劫难后，担当起历史赋予自己的崇高使命，一是将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

二是培养出被学术界称为“程门弟子”的学术新军，努力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材断层。

程先生的晚年，用自己的学术创造和教学实践，达到了人生的又一辉煌。

关键词程千帆晚年学术教学1978年，年已65岁的程千帆先生以武汉市街道居民的身份被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聘为教授，重新开始了被迫中断二十年的教学和学术研究。

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劫难在新时期重返工作岗位的学者为数不少，但在劫后余生的耄耋之年仍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两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似不多见。

当程千帆先生重返南京大学的校园（那儿就是他青年时代就读的金陵大学的原址）时，他已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程先生决心要把被耽误的光阴夺回来，他带着满腔的热情开始了工作。

程先生为自己制定了两个宏大的计划，一是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

二是抓紧时间培养学生，努力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材断层。

对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来说，这两个任务谈何容易！然而程先生经过二十年的奋斗，终于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使他的人生中出现了奇迹般的晚年辉煌。

程先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为他自己，也为国家的教学和学术事业挽回了一部分损失。

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在被耽误二十年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完成名山事业。

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

于是，程先生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讲坛。

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

年龄不饶人，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的教学任务。

程先生的教学工作绝不只是在教室里进行，他的书斋同样也是课堂，甚至病房也常常被他当作备课、批改作业的办公室。

他为研究生们所设计的课程都以训练治学方法为目的，而且是因材施教，精心布置的全面训练。

对于研究生来说，与学位关系最大的当然是学位论文，以致于有些导师从一开始就布置学生动笔撰写。

但程先生向来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光写一篇学位论文是远远不够的，他坚持主张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之前一定要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来认真阅读经典著作。

一句话，程先生认为培养研究生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获得学位，而是成为真正的研究人材。

所以，他的整个培养计划都是从后一点出发来考虑的，而这个计划后来也就成为南大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模式。

这个模式的基本精神就是，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古代的学术是一个整体，所以研究古代文学绝对不能与史学、哲学分离开来。

还有，古代的作家都是在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学术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人生观、文艺观都离不开孔孟老庄的影响，为了真正理解古代作家及其作品，就必须对他们所接受的思想源头有所理解。

所以，不管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哪一个时段的文学，也不管他们的论文会选择什么题目，都必须对古代典籍进行一定数量的研读。

于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史记》、新、旧《唐书》几乎成了每一个博士生的必读书，更不用说《诗经》、《楚辞》、《文选》、《文心雕龙》等文学性典籍了。

经过严格的典籍研读之后，研究生才进入论文写作阶段。

在指导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上，程先生付出了更多的心血。

首先，他要求学生认真选题，而且鼓励他们选取难度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题目。

在程先生看来，写论文是一次最好的锻炼，千万不可避重就轻、只求通过答辩。

所以他的研究生大多选取了有一定难度的题目，例如《大历诗风》、《江西诗派研究》、《江湖诗派研究》三篇论文，都是程先生亲自主持的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项目“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组成部分，它们对诗歌史上的几个重要课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著名学者傅璇琮指出：“这三部著作将在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

”毫无疑问，三部书的成功是与程先生指导下的正确的选题思路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次，程先生对于学位论文的撰写有严格的规范要求。

从小处说，他要求学生一定要保证材料的可靠性，要求他们绝对不能剽袭成说，等等。

从大处说，他要求学生要具有问题意识，要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勇于创新。

对于他所指导的九篇硕士论文和十篇博士论文，程先生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许多同学都珍藏着当年经过程先生批改的论文草稿，上面布满了红笔写的批语，连一个错别字、一个用得不妥的标点，他都细心地用红笔勾出来了。

时至今日，这些学位论文大多已经公开出版，其中有几种如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曹虹《阳湖文派研究》、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都很受学界的好评。

这些书中的观点也许尚有可商之处，但它们在操作上却都是符合规范的，在学术上都体现出开拓精神和严谨学风，正如傅璇琮先生在为程章灿论文所作序言中所说，“他的这部书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某些具体的结论，还不如说是这位年轻的涉猎者，在步入辞赋这一瑰丽而辽阔的天地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开拓胸怀，一种力求重新认识这一境域的探索精神。

”显然，程门弟子的这种学术品格，正是程先生倾其心血所陶铸而成的，这是程先生一生教学工作的结晶。

在认真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程先生也争分夺秒地进行学术研究。

中国自古就有“发愤著书”的传统。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程先生曾被发配到农村劳改，也曾被无休无止的批斗。

在那些岁月里，程先生当然不能操笔作文，但常常在心里进行学术思考，这实际上就是“打腹稿”式的“发愤著书”。

于是，一旦大地春回，程先生的思考结果就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了。

更为重要的是，“发愤著书”是以整个生命铸成一部人生的巨著，这样的著作中所蕴含的生命激情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拥有的，它们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也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企及的。

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引尼采之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

”我觉得对于重要的学术著作，也可作如是观。

程先生在文革结束后推出的十多部著作，正是他“发愤著书”的结晶。

程先生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在2000年出版的《程千帆全集》中，收入的著作多达八类：第一类是校雠学著作，即《校雠广义》一书，共有“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

校雠学本是一切学术的门径和基础，程先生在就读金陵大学时就对这门学科有强烈的兴趣，毕业后曾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主讲这门课程，并开始写一部全面地论述校雠学各个分支内容的书。

可惜这件工作后来被迫中断了。

1979年，程先生在南京大学重新开始指导研究生，亲自讲授校雠学课程，并在残存旧稿的基础上，由研究生记录、整理成《校雠学略说》，以油印稿的形式在几所大学流传。

这批研究生中的一位———徐有富学长毕业之后，程先生就与他合作，把《校雠学略说》扩充，改写成《校雠广义》四编，历十多个寒暑而完成全书。

自清代以来，专治校雠学的学者代有其人，有关校雠学的著作也不断出现。

然而，对校雠学的四个重要部分即版本、校勘、目录、典藏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且将论述重点由历史源流转向实际应用，则《校雠广义》堪称开创之作。

读者不仅能从本书中了解这门传统学问的历史形态，而且能获得如何运用它来进行文史研究的实际指导，后者也许是这部书最重要的价值。

第二类是历史学著作，即《史通笺记》一种。

程先生一向喜爱史学，即使在农村牧牛饲鸡时，仍分秒必争地通读了晋、隋八史，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在处理古代文学的历史背景时如鱼得水。

然而厚积薄发，程先生的史学著作则仅有《史通笺记》一种。

《史通》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名著，很受史学界重视。

可是此书虽经卢文弨、浦起龙等学者之整理、注释，而难解，误解之处仍然很多。

程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下苦功钻研《史通》，并曾在大学开设《史通》课程。

他广搜善本，博采各家校记及有关论著，以“笺记”的形式对前人研究《史通》的成果进行总结，并且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

此书实为近代《史通》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程先生因此被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誉为“子玄（刘知几）之功臣”。

第三类是文学批评史著作，即《文论十笺》一种，程先生对古代文论有深入的研究，此书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精选出十篇文章，先作详赡的笺注，然后结以案语。

从表面上看，此书仅是一部简要的文论读本，但它的实际意义远远溢出于此。

本书所选的文章计有陆机一篇、刘知几两篇、章学诚五篇、章炳麟一篇、刘师培一篇，选目独具手眼，其编排不按时代而依内容，也具有现代意识。

十篇文章分别副以“论文学之界义”、“论文学与时代”等标题，事实上构成了具体而微的理论体系。

文末的案语也多有精到的见解，颇能帮助读者领会文章的现代意义。

正因如此，此书很受读者欢迎，自1942年以《文学发凡》的书名刊布以来，已经屡经修订，多次重版。

第四类是古代文学论著，即《闲堂文薮》、《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三种，都是论文集。

程先生在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闲堂文薮》中的论文即涉及散文、辞赋、词曲、小说、戏剧等各种文体。

然而他用力最勤、创获最巨的则是古典诗歌的研究。

也许可以说，关于古典诗歌的论文标志着程先生学术造诣的最高峰。

《古诗考索》共收论文三十余篇，所涉内容上起汉末古诗，下迄今人所作旧体诗，而以唐诗为主。

所论题旨小至一字一句意义的辩析，如《陶诗“少无适俗韵”“韵”字说》；大至整个古典诗歌的内在规律的探讨，如《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

这些论文中最受学界称道的是从研究具体作品入手而终于导出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也即人们通常称之为“小中见大”的那些，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显然，它们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解决了一些具体的问题，而在于为学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

《被开拓的诗世界》则是一部关于杜诗的论文集，其中部分论文是程先生指导学生写成的。

程先生对杜甫深为敬仰．对杜诗研究下过很深的功夫，并曾在好几所大学里开设过杜诗课程。

他晚年在南京大学重开此课，除了讲授杜诗学知识外，更着重启发学生进行专题研究，本书实即程先生的杜诗研究与杜诗教学的双重成果的结晶。

有关杜诗的研究论著早巳汗牛充栋，本书的特点是始终把杜诗置于古典诗歌的长河中进行考察，从而为杜诗学提供了崭新的切入点和宏阔的视野。

第五类是文学史著作，即《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和《两宋文学史》两种。

前一种是程先生与他的学生程章灿合著的，故书名冠以“程氏”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