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美学对当代的启示内容提要当今世界存在的众多问题中，有三个问题十分突出，一个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一个是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衡，一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
儒家美学在这三个问题上都对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精神需求人文教养人生境界一、从当今世界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看儒家美学对我们的启示当今世界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
在世界的各个地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
180年前，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开始他的哲学史讲演时，就对当时重视物质利益而轻视精神生活的社会风气感叹不已。
黑格尔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
”黑格尔所描绘的19世纪初期的这种社会风气，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不仅重新出现了，而且显得更为严重了。
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人们的物质生活比较富裕，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却越来越空虚。
与此相联系的社会问题，如吸毒、犯罪、爱滋病、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
发展中国家把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目标，正在致力于科技振兴和经济振兴，人们重视技术、经济、贸易、利润、金钱，而不重视文化、道德、审美，不重视人的精神生活。
总之，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种危机和隐患：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的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淡，被挤压，被驱赶。
这样发展下去，人就有可能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成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单纯的技术性的动物和功利性的动物。
因此，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
在这个问题上，儒家哲学和儒家美学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常重视人自身的教化的塑造，也就是要使人不断从动物的状态中提升出来。
儒家学者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究竟在哪里。
在儒家学者看来，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有高级的、精神的需求，包括道德的需求，奉献的需求，审美的需求，等等。
这种精神的需求不同于物质功利的需求，它是对于物质功利需求的超越，是对于个体生命的感性存在的超越。
人类要想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当然不能脱离物质性和功利性的活动。
中国古代学者对这一点是有认识的。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引了一句谚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司马迁看到，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必有物质的需求（“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
为了满足这种物质需求，人类就要有生产活动和流通活动，并在生产和流通活动中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
所以，司马迁认为，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人类从事物质性和功利性的活动，是完全合乎规律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验”）但是，另一方面，人作为人，又不能只满足于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
除了物质的、功利的需求之外，人还有精神的需求。
儒家学者所强调的就是这种精神的需求。
有人把儒家文化的这种特点概括为重视人文精神、重视人文教养的传统。
人文精神也好，人文教养也好，其实质就是重视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求。
因为在儒家看来，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所在，也就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所在。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的文化、道德型的文化。
也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审美型的文化、艺术型的文化。
这两种说法，一个强调“礼”，一个强调“乐”，其实可以统一起来。
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礼乐精神为核心的重视人文教养的文化。
而这种人文教养的目标，则是高尚人格的塑造，是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又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
”（《论语·宪问》）这些话都是说要用诗、礼、乐来塑造一种高尚的人格。
这种理想的人格，其本质就在于能够超越物质的、功利的需求，而突出一种高尚的精神的需求，即“仁”的需求（“亲仁”、“欲仁”、“为仁”）。
孔子有两句有名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这些话都是强调人有精神的需求，这种精神的需求高于物质功利的需求。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离娄下》）又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告子上》）孟子也认为，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在于人有精神的需求、道德的需求，在于人有社会责任感。
孟子有句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欲患有所不辟也。
”（《告子上》）这就是说，人的精神需求，人的社会责任感，高于物质的、功利的需求，高于人的个体生存的欲望。
所以儒家学者十分重视人文教养。
人文教养就是塑造人的精神，把人从动物的状态中提升出来，清代王夫之说：能兴则谓之豪杰。
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
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
圣人以诗教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俟解》）王夫之的话表明，儒家强调的人文教养（诗教、礼教、乐教），就是为了净化人的灵魂，也就是对人的精神起一种感发、激励、升华的作用，使人从“禄位田宅”等功利的束缚中超越出来，摆脱昏庸猥琐的境地，变为一个有志气、有见识、有作为、朝气蓬勃的人，从而上升到豪杰、圣贤的境界。
从王夫之的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人文教养的目标，就在于追求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
人生境界的理论是儒家学说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
冯友兰先生对此曾有详细的解释和发挥。
冯友兰先生说：“世界是同此世界，人生是同样底人生，但其对于各个人底意义，则可有不同。
”（《新原人》）他又说，“人在生活中所遇见的各种事物的意义构成他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就是人生的“境界”。
（《三松堂自序》）他认为，“人的实际享受底一部分底世界有小大。
其境界高者，其所实际享受底一部分底世界大。
其境界低者，其所实际享受底一部分底世界小。
公共世界，无限底大，其间底事物亦是无量无边地多。
但一个人所能实际享受底，是他所能感觉或了解底一部分底世界。
”对冯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我们可以借用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斯蒂芬·C·佩珀在其《艺术欣赏的原则》一书中举出的一个例子来说明。
有位企业家，一生劳碌，晚年在妻子的怂恿下，外出旅游一圈。
回到公司以后，人问他有何感想，他回答说：“旅游最大的好处是让人倍觉办公室的可爱。
”这位先生实际享受的世界只是办公室的一角这么小块地方。
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使人们可以乘宇宙飞船到太空航行，似乎世界无限地扩大了，但人们实际享受的一部分世界却变得越来越窄小了。
人生的境界有高有低。
在儒家看来，最高的一种精神境界，其内涵是“仁”，而其表现则是审美的悦乐。
《论语·先进》篇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几位学生一场有名的对话。
孔子要这几位学生谈谈自己的人生理想。
子路等三人谈的都是自己治理国家的抱负，只有曾点的理想和他们不同。
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最后孔子肯定了曾点的理想，“吾与点也”。
曾点的人生理想，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朱熹认为曾点的理想“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
（《论语集注》）曾点的胸次（精神世界）十分宽广，所以在四个人中，他的境界最高。
宋明理学家也十分重视人生境界的追求。
周敦颐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
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
”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
”周敦颐认为“天地”是有生命的，他从天地的生意中得到一种精神享受。
因为天地的生意使他从自身有限的感性存在中解放出来而体验到“无限”和“永恒”。
儒家这种人生境界的理论，对于沉溺于功利世界而不能自拔的当代人来说，可以说是一剂精神的良药。
我认为，重视人文教养，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境界，这是儒家哲学和美学的一个最本质的特点。
今天，当人们对哲学和科学精神的兴趣日益淡薄，从而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并重新阐明哲学的本质和社会作用时，儒家哲学和美学这种特点对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儒家哲学和美学的这种特点和传统，至少在德国哲学中得到了呼应。
[1]我们可以举出三位德国哲学家的话来作为例证。
一位是沃尔夫。
他认为哲学的灵魂就在于哲学的实践性或道德倾向。
而他的论据就是孔子的学说。
再一位是黑格尔。
他认为，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人能脱离直接性和本能性。
因此人需要教化，教化的本质就是使个体的人提升为一个普遍性的精神存在。
所以他说，哲学正是“在教化中获得了其存在的前提和条件”。
第三位是当代的伽达默尔。
他也认为精神科学是随着教化一起产生的，“因为精神的存在是与教化观念本质上联系在一起的”。
[2]如果我们承认，哲学的本质和社会功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乃是在于教化，在于人文教养，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那么，在今天整个社会的人文教养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哲学的社会功用就凸显出来了。
二、从当今世界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衡看儒家美学对我们的启示当今世界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衡。
自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和利益，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深刻的危机和隐患。
一切都符号化、程序化了。
人的全面发展受到肢解和扼制，个体和谐人格的发育成长受到严重的挑战。
席勒当年察觉到的“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冲突，在当代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尖锐。
与此同时，当代社会的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人们一心追逐功利，功利性成为多数人生活的轴心。
在功利心、事业心的支配下，每个人的生活极度紧张，同时又异常单调、乏味，人们整天忙忙碌碌，很少有空闲的时间，更没有“闲心”与“闲情”，生活失去了任何的诗意。
这种生活使得人的内心生活失去平衡，很多人的内心充满了灾难感、恐怖感、梦魇感。
卡夫卡的小说对此有极深刻的揭示。
例如他的《变形记》这篇小说描写一位公司推销员在生活的重压下变成了一个大甲虫，他的《地洞》这篇小说则对于“我”内心的危机四伏的体验作了淋漓尽致的刻划。
在这个问题上，儒家美学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儒家与道家不一样，道家是出世的，儒家是入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