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人格美及其诗歌的艺术美 上 对于屈原的人格，在汉代曾有不同的评价。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论屈原说：“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 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引用了这段话。这是对屈原人格的极高赞美。对此，班固在《离骚序》里表示异议，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忿不容，沈江而死，亦贬 狂猖景行之士。”后来，王逸又批驳了班固的话，并赞颂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 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序》）这些说法，褒贬不同，但都有较大的片面性。刘安的思想接近老子，旨在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在他的笔下，屈原成了一个超然于世俗的高士。班固和王逸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屈原，班固认为他不合乎中庸之道，只能算是狂狷之土；王逸认为他质性忠贞清洁，可以称得上绝世超伦。他们的观点不同，评价也不一样，但都没有对屈原的人格作出全面恰当的说明。 屈原是把自己整个生命溶入到诗里去了，他的诗真率地表现着他的为人、他的个性和他的气质。可以说他的人即是诗，他的诗亦如其人。透过他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有着共同呼吸、共同爱憎的人。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将屈原的人格美忠实地描绘出来，像介绍自己的朋友一样把他介绍给读者。我希望，屈原的这样一幅画像，在今天能帮助人们向着美的境界飞腾。 一 独立不迁 “独立不迁”，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这四个字出自屈原早年的作品《橘颂》。《橘颂》前半赞颂橘树的美好品质，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后半借橘树寄托自己的人格，又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独立不迁”是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它包涵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的热爱与依恋；另一方面是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决不随波逐流的严正态度。屈原一生的所作所为，便是“独立不迁”的最好注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屡遭打击，毫 不动摇。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也曾打算像战国时代一般土大夫那样周游列国，去寻找了解自己的君主。但是，对于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深挚感情，使屈原不能他迁，最后只好身投汨罗，以死来殉自己的祖国和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屈原的行为，的确无愧于他早年在《橘颂》里对自己的期许。 与“独立不迁”相联系着，《橘颂》还提出两条为人的准则：无求与苏世。《橘颂》说：“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一个人胸怀坦荡，不图私利，不干人，不屈己，才能顶天立地，保持独立的人格。正如洪兴祖所说：“凡与世迁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举世莫得而倾之者， 无求于彼故也。”（《楚辞补注》）《橘颂》又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必须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无求与苏世浸透在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里，使之臻于更坚实、更完美的境地。 《渔父》的中心思想也是“独立不迁”。不过这首诗人多以为伪作。王逸既说是“屈原之所作”，又说是楚人追记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来就自相矛盾。但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已采取它的内容作为事实来叙述，因此可以设想，这篇作品的文字虽不一定出自屈原之手，而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却实有其事，屈原的答话可以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资料。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他答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又问他：“世人皆浊，何不 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 其糟而 其 ？”他答曰： 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和屈原的对话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渔父大概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者，楚狂接舆一类的人。他不满意社会的黑暗，但他的态度是与世推移，随波逐流。屈原则不然，他要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同流合污。这当然会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为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正像他在别的诗里一再表示的：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涉江》）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涉江》）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离骚》）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离骚》） “独立不迁”的人格还表现为对于正直的追求与维护。在《离骚》里，他特别标出自己的嘉名“正则”；他批评那种“背绳墨以追曲”的行为，发出“伏清白以死直”的誓言。在《涉江》里，他表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在《抽思》里，他说“何灵魂之信直 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在《怀沙》里，他又说“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这些诗句都表明，屈原的独立是要立得正、立得直。因此他很赞赏的“嫁直”，《离骚》说： 般婢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卷而好修兮，纷独有此持 节？① 这是女要劝告屈原的话，女要把综当作一个正直无私而惨遭杀害 的典型，来比喻屈原，劝告屈原不要走他的道路。从这里可以看出， 屈原是把腔引为同调的。《九章·惜诵》也讲到腔： 晋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谗而不好。行婢直而不稼兮，绍功用而不就。 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 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屈原对腔的妹直显然是同情和赞赏的。在 《天问》里，屈原很为的抱不平： 鸦龟曳衔，综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 施严 眩受吗龟的启发筑堤治水已有成绩，本应让他按照原来的意图以 达到成功，为什么天帝却要加刑于他？屈原对天帝发出质问，对综 加以颂扬，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屈原对于眩的认识，不同于后家的正统观念。在儒家的典籍 中，鲸一直是反面人物。《尚书·舜典》和《孟子·万章上》都把他和 共工、骚兜、三苗合称为“四罪”。共工等三人被流放，谁的被逐于羽山，大概他是罪大恶极了。那么，眩到底犯了什么天条呢？《山海 经·海内经》说： 洪水滔天，鼓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钦于羽 郊。 《国语·晋语》也说： 昔者般违帝命，通之子羽山。化为黄熊，以八千羽渊。 原来他的罪过就是违背天帝的命令，私自窃取了天帝的息壤去填 洪水，以拯救人类。这样说来，他简直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 从屈原对这样一个英雄表示的同情与赞扬中，可以看出屈原自己 人格的崇高。屈原明知自己的结果会和综一样悲惨，但是他决不屈 己从俗，而始终保持着“独立不迁”的人格。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二上7来京 屈原不仅是一个热情的诗人，还是一个冷静的哲人，是一个理 性主义者，许多既成的事实，老辈留下的传统，都要经过他自己的 理性加以思考，然后决定取舍扬弃。大胆怀疑，大胆探索，追求真 理，热爱真理，是屈原最鲜明的个性特点。 《天问》一共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政 治等许多方面，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与探索精神。关于“天 问”二字，历来解释不同。王逸认为“天问”就是“问天”，屈原借着问 天“以谍愤港，舒泻愁思。”洪兴祖说：“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 耳。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国无人莫我知 也，知我者其天平？此《天问》所为作也。”他们都以为《天问》像《离 骚》一样，是寄托忧愤之作。这种解释固然符合屈原作品总的思想 感情，但并不完全切合《天问》的实际内容。《天问》所提的问题其实包括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的，如“何所冬暖，何所复寒？”“一蛇吞象， 厥大如何？”另一类是政治性的，如“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 橘，谗馆是眼？”那些知识性的问题是很难同屈原的愤想愁思联系 起来的。再从屈原发问的方式来看，也有两种不同的问法。一种属 于不明而问，如“增城九重，其高几里？”“东流不溢，孰知其故？”目 的在于弄清答案。另一种属于不解而问，如“比干何逆，而抑沉之？ 雷开阿顺，而赐封之？”明明有现成的答案，屈原对它提出怀疑和质 问。那些纯属不明而问的问题，也很难说有什么谍愤的意义。王逸 和洪兴祖说《天问》整首诗是谍债寄意之作，未免失之笼统了。王夫 之《楚辞通释》的解释比较通达： 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 以问增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抑非徒谍愤舒愁已 也。 王夫之认为天问是关于天的问题；天指天理而言，大自然的变化和 人事的得失统统属于天理的范围。这是很可取的。在我看来，《天 问》是屈原站在哲学的高度，思考宇宙和社会的规律，所留下的一 份记录。按照汉朝人的解释，“天”本有至高无上的意思，《说文》： “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关于“一”，《说文》曰：“惟初太极，道 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屈原《天问》的“天”字也含有最高、 最初、最大的意思。《天问》就是对于统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最高、 最初、最大的规律的疑问。林庚先生说：《天问》问的是“开天辟地大 自然的历史”和“上古各民族的兴亡史”。③这是很有见地的。这样 理解，我们才能懂得屈原写作《天问》的真正用心，并从中看出屈原 博大深途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 《卜居》是不是屈原的作品还有争论。我个人相信王逸的话，是 “屈原之所作也”。退一步说，《卜居》即使不是屈原所作，那作者“离屈原必不甚远，而且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人。这在研究屈原 上，不失为很可宝贵的资料。”“ 《卜居》也是一篇问题诗。“卜居”二字的意思是通过占卜来决 定自己的去从，如蒋群《山带阁注楚辞》所说：“居，调所以自处之 方。”它以第三者的口吻，写屈原被流放以后心情十分烦乱，不知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