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简论
“和谐”作为中国社会悠久而珍贵的思想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包含了我们祖先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哲学智慧，是理想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谐”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以及各家各派之中，积淀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核，它不仅闪烁着东方的哲学智慧，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取向，而且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和谐与和谐社会的含义
从《尚书》、《周礼》到《说文解字》，“和谐”两字都是指音乐的合拍与禾苗的成长，后人引申为各种事物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和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发展。
“和谐社会”，是人们普遍向往和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其基本内涵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求“和睦相处”；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崇尚“合群济众”；在各种文明的关系上，主张“善解能容”、“和而不同”。
二、和谐的社会模式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共同追求和理想境界。道家的“小国寡民”，主张无欲、无为、无争；墨家的“爱无差等”，倡导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法家的“富国强兵”，倡法治，求实效；佛家的“善地净土”，强调同体共生、乐善好施，都是对理想的和谐社会模式的不同表述。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儒家描述的“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理想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期，比欧洲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还早二千年。《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东汉郑玄解释说：“同，犹和也，平也”。所以“大同”也就是“大和”与“太平”，也就是和谐社会与太平盛世。经数千年来各种思想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出的和谐共生理想，已成为以“和”为核心，兼顾多元、和谐有序、包容开放的一套哲学伦理体系。
农耕文明时期古人的和谐社会观，虽然有着历史局限，但“大同社会”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一个伟大理想。不仅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而不懈奋斗，而且当社会主义思潮于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之后，为了便于民众理解和响应，都把西方社会主义比作是中国的“大同社会”。正如汤因比所言：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因而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
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
1、人与自然和谐
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而非天人对立。其经典论述是《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强调人类必须以遵循自然规律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说文解字》云：“天，从一，从大”。“天”字，甲骨文金文皆象人形，人之上谓天，对“天”的态度，也就是对宇宙的态度。“天”，最初是自然的崇拜对象，后来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神。而君王是天神的代表，被天神赋予了统治人间的权力。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各家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哲人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提出了丰富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主张只用鱼竿钓鱼，不用大网拦河捕鱼，并反对射猎夜宿之鸟。史书上记载的“网开三面”、(《史记·殷本纪第三》)“里革断罟”(《国语鲁语上·里革断罟匡君》)等典故也体现了古人善待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深深体现着生态智慧与“王道政治”的完美结合。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乐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2、人与社会的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社会和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政治和谐。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于“以德治国”与“以仁施政”。“仁政”的核心在于孟子所说的以民为本。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都具有朴素的民本思想，同时也有一些开明的封建君主也能清醒地认识和妥善地处理君民关系，努力实现君民和谐。如唐太宗把老百姓和君主的关系比喻成水和舟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避免“覆舟”悲剧的出现，他反复强调“存百姓”的思想，主张“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贞观政要》唐太宗问政房玄龄等)，并努力做到戒奢从简，轻徭薄赋。
其二，经济和谐。儒家对百姓要“先富后教”。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即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儒家尤其反对“富者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其三，文化和谐。发扬中国文化的一统多元性。一统性在于大中华需要一个能兼容并蓄的主导意识形态，多元性在于各种思想能在此基础上相互交流与争鸣。从先秦诸子百家始，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至清代朴学，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各种学派与民间信仰相互激荡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以儒治国、以道养身、以佛养心”，正是“和而不同”内在精神的体现。
3、人与人和谐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创造“人和”的环境，追求以“和谐”为主题的大同社会。其中，儒家伦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最大。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还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实现人的和谐以及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
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反对社会冲突。《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提出的“无欲”、“无为”、“无争”，“去甚，去奢，去泰”，“知止”、“知足”等主张，总是要人们效法天道，实现相对均衡。古人设想中的大同社会，作为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始终引导着民族的志士仁人追求以人际和谐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发展目标。
和谐人我的代表人物孔子提出创造宽厚处世、协和人我的人际环境。他的“仁爱”有两条实施途径：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世界各大文化与宗教中都有相同表述，被公认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黄金律”，具有普世价值。孔子还特别强调“和”是君子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儒家将以“和”为主的道德原则制度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礼”。“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记·乐论》)。“礼”的作用就是通过“人和”来实现社会和谐，这便是“礼之用，和为贵”。
4、人与自身和谐
儒家虽不提倡禁欲主义，但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所以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道家也主张以谦下不争、清静无为的方式来达到人的身心和谐，“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有了和谐的人格，就能消除个我的固蔽，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执的心境去看待一切。佛家讲修来世，力图以事事无碍的超然态度进入一种彻悟的心灵境界，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
在心与身的关系上，孔子主张人之身心和谐，主张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
一是正确处理理与欲的关系。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孔子也强调“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也就是说孔子承认人的正常欲望，但他反对把满足欲望当成行为处事首要的和唯一的出发点，无论是得富贵，还是弃贫贱，都应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方法而不是不择手段地贪求妄取。
二是正确处理穷与达的关系。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就是说天下有道时，要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如果不好好干，是一种耻辱。当天下无道时，就该隐居退避，如果丧失原则，同流合污，也是一种耻辱。这一思想被孟子发展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三是正确处理外在身份和内在品质的关系。孔子时期，圣王分途，即内圣品格与外王品格不再统一，出现了人的政治身份和道德身份的分裂。在如何达到身心和谐问题上，孔子更注重“为仁由己”的思想，这就表现了孔子对自觉性的高扬，对主动性的强调。“由己”，就是靠自己的自觉，靠自己的主动。有了“仁”的自觉，才会有“仁”的主动，有了为“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我欲仁斯仁至矣”。
5、协和万邦的和谐世界
在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上，主张和谐共处，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说，“百姓昭苏，协和万邦”；《周易·乾卦》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提出“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王道与霸道相反，霸道是以武力做后盾，来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王道则是以和平为手段，通过在彼此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
《礼记》中“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的思想，说的就是以超越一国一族的“天下观”，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左传》写道“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古代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主张以和平的、公正的、文明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这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
四、和谐的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善于从矛盾对立的事物中发现有利于解决矛盾、消除分歧的积极因素，强调把“和为贵”、“求同存异”作为处理矛盾或冲突的最佳途径和最高法则。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强调每个人只有通过“修身”即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做到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和谐相处。因此，他们强调每个人都必须处理好人的精神需求与物质追求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谋取个人利益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关系，努力做到身心和谐，义利统一。如倡导“舍生取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修养，和谐、和睦、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的思想等等，都表现出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基本精神特征，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以及追求和平发展的世界体系中，仍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和谐问题的探索
空想社会主义者视野中的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设计的理想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分析和研究他们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思想对于我国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早在16世纪至17世纪,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就给人们描写了一幅幅和谐社会的理想图景。到了18世纪,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马布利的《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更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构思了和谐社会的法理原则。进入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更是集空想社会主义之大成,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对和谐社会进行了更全面的设想并努力付诸于实践。这些空想主义者视野中的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的内容:
一、反对剥削,追求社会的公平性。首先,从人的根本权利来看,应该人人平等。圣西门指
出,当时法国大革命造成的三权分立等社会制度并没有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人权宣言,实际上
只是公布了宣言而已”[1],法国大革命“这一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2]这种新的奴役形式,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所以,圣西门提出自己主张的“实业制度”,它的首要特征就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上,它否认一切以出身为基础的权力,不承认各种特权”[3]。取消世袭特权,强调人人都有权利根据知识、才能和社会贡献来决定自身的社会地位,这才是公平的社会制度,使人不再受剥削。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指出私有制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根源。废除了财产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财产“共有共享”是其设想的和谐社会的特征之一。
其次,从社会公平的实现途径来看,应该人人参与劳动并且可以自由选择劳动。傅立叶在综合考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后,认为当下的文明制度产生了“工厂主阶级”和“一无所有阶级”,后者终日辛勤劳动却无法得到生存的保障,而前者却过着不劳而获饱食终日的寄居生活,这是极端的不公平,这样的文明制度实在是一场灾难,是“社会地狱”。所以,傅立叶主张人人应该参与劳动,杜绝寄生虫的腐朽社会现象,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劳动权”的思想,认为劳动权“是最主要的天赋人权”[4],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自由地选择劳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奴役。但傅立叶指出这只有在类似“法朗吉”的和谐社会里才可能实现,只有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旧式社会分工,才能使人在劳动中得到解放和满足。恩格斯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傅立叶“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和“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5]。魏特林认为在和谐自由的社会制度中,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参加劳动的义务,同时也有劳动职业选择的自由;未来社会的管理人员必须和其他人一样有承担劳动的义务,不能有任何特权。
再次,从社会产品的分配原则来看,应该充分体现劳动和才能的付出,甚至主张按需分配。在欧文主张的“公社制度”里面,因为人们合理地组织起来联合进行劳动,所以“纯粹个人日常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变成公有财产”[6],从而在产品分配上彻底达到按需分配的形式。平等地劳动,平等地享受劳动产品,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合理和谐的公平正义的社会。魏特林主张实行平均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方案。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劳动分为“必要和有益的劳动”和生产“舒适的产品”的劳动两大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参加社会统一规定时间长度的必要和有益的劳动,从而获得生活必需品。那些欲望较高的人可根据自己的劳动能力自由参加额外劳动,额外劳动的时间称为“交易小时”,参加额外劳动的人可通过交易簿记载“交易小时”获取“舒适的产品”。同时他还设置了“事业封锁”,把“交易小时”限制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的程度中,限制在每个人的欲望和能力的和谐中,以杜绝放纵无度贪欲的弊害。这是新社会制度谐自由的体现。此外,这几位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男女平等。例如,圣西门主张妇女应该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与平等的政治权利;傅立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