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冯友兰《人生的境界》
第一次接触冯友兰先生，就是从他的这篇文章开始的。
记得高一的时候有一个语文读本，在阅读的时候就接触到了《人生的境界》这篇文章，当时对冯友兰及其儒家传统思想都很模糊，只知道冯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关于人生的四个境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连这四个境界具体是什么都忘了。
说来也巧，大学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由于这篇文章是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附录的，当时这本书已经看了两个多月了，心情比较急躁，也就没怎么注意，草草了之，又一次与之错过。
最近又重温《中国哲学简史》，在翻的时候才真正注意到这篇文章中所蕴含的的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
在这篇文章中，冯先生把人生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四个境界，关于具体的解释，作者说的很清楚：“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
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
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
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
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
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境界之间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逐次递进的，由最低的自然境界到最高的天地境界，就涵盖了世间所有形形色色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包含进这个体系中。
这本是一个哲学家所提出来的哲学命题，但为什么我说其中蕴含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呢？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冯先生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命题，并且他想通过这个命题表达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很好理解，这是儒家的传统，从孔子那里就已经开始了。
孔子就有小人、君子、贤人、圣人的划分吗，最典型的就是宋明理学的创始者周敦颐提出的“三希”教育理念。
说起“三希”，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三希堂”或者《三希堂法帖》。
清朝乾隆皇帝一生酷爱古玩书画，当年，乾隆获得晋代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乐不可支，藏于一室，命名为“三希堂”，从此，“三希堂”就成了乾隆皇帝的书房，之后把收藏的历代书法作品选择其中精良的令人镌刻成碑，镶嵌在北海公园的墙间，就成了后来的《三希堂法帖》，而乾隆皇帝为什么称为“三希”呢？“希”，有两方面的解释，一个是同“稀”，即稀少的意思，《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都是稀世珍宝，自然要称为“三希”，这是一个原因，但这其中更包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这就是周敦颐提出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人生目标。
这里的“希”就是希望的意思，“士希贤”即读书人都希望成为有道德的贤德之人，“贤希圣”即贤德之人都希望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之人，“圣希天”即圣贤之人都希望成为通晓天、地、人的知天之人。
和冯先生的人生四境界一样，周敦颐所说的“三希”亦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那么，这种传统是基于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中西文化比较》这本书，其中在谈论中西文化差异的时候，就引用了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评价。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把中国文化总结为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当时在看的时候，对于“相与之情厚”，马上就理解了，因为之前看过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边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说的很清楚，但对于“向上之心强”，一直没有理解，直到近来看冯友兰先生的《人生的境界》以及由此而联想到的“三希”命题，才豁然开朗，冯友兰和周敦颐的这种对于人生境界的架构不正是对“向上之心强”的具体体现吗？
而乾隆皇帝之所以将其书房名改为“三希堂”，就是以此来勉励自
己不懈奋斗，通过士的修炼终至圣人的境界。
不管是冯友兰对人生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生四境界，还是周敦颐“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人生三目标，都共同反映出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冯友兰、周敦颐之所以要把人生的境界和目标划分地这么清楚，就是为人们的奋斗提供一个十分清楚的途径，有了这个架构，人们的奋斗就有了明确的目标与方向，这样会更加激发出人的潜力，从而通过这种引导使天下的众人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高度，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君子，成为贤人、圣人。
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里说的：“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
”现代的人似乎过于注重“积极知识”方面的诉求，但忽视了心灵世界的提高，这种观念，在短时间内可以取得明显的成绩，但就长期而言，如果没有对人生价值更高的诉求，比如说对“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追求，就很容易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迷失方向，失去奋斗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妨学习一下古人，从他们对人生的理解中汲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