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明代诗文第一节正统文学的衰微和拟古主义的兴起元朝对汉族文化进行了极度摧残，明朝立国以后，朱元璋把一切尽复汉制，他一面铲除胡俗，一面积极鼓励中国的旧文教，收集图书，制作礼乐，设立学校，重兴科举。

明成祖永乐年间。

又集2000多人编撰了2万余卷的《永乐大典》。

明初的一系列措施，对汉族文化的恢复与建设是有益的。

但是，明代科举制度恢复以后，以八股取士，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和《朱子集注》。

一代读书人都把精力用到了八股文上，以求升官发财，有剩余精力的才用之于文艺。

因此从明朝开国以后的一百多年见，被视为正统文学的诗词虽然也有不少作品，数量上并不比唐诗弱，但其本质和精神却相差甚远。

所以说，八股文的影响和文人学士的实用主义，造成了正统文学的衰微。

一、宋濂、刘基和高启明代前期，比较著名的作家、诗人有宋濂、刘基和高启。

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华人，明朝建立后，被朱元璋招募入朝做官，后因事受牵连，在遭贬途中死去。

《明史·文苑传》：“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集）、柳（贯）、黄（缙）、吴（莱）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

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刘基、袁凯以诗著。

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矣。

”尽管评价很高，实际上他们的作品既没有伟大的气魄，也没有独创的精神。

宋濂作为朱元璋所谓的“开国文臣之首”，经历了元亡明立的过程，他的作品中只有一小部分有一定的现实性，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杜小环传》。

他的文学思想是力主“宗经”，他以孟子为正统，而把其他违背“温柔敦厚”的文章，一律斥为“非文也”。

从总体上看，宋濂的文章只能算是雍容典雅，很多文章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

可以说，宋濂是台阁体的先驱。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他直接参与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朱元璋一起定下了八股取士的形式以及科举考试的内容。

他是明朝的开国功臣，最后也是为朱元璋所害。

刘基“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

他于元末写的寓言体的杂文最为出色，主要收录在《郁离子》之中，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散文成就较高，如《卖柑者言》等。

他的文章较有唐、宋古文的余韵，强调“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于世教”。

但基本上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作。

和宋濂是一样的。

高启（1336—1374），字季迪，江苏长洲人，曾被朱元璋召入编修元史。

后来坚辞户部侍郎，退隐青丘，被腰斩于南京。

高启论诗，主张“兼师众长”，“时至心融，浑然自成”，认为“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

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

高启可以说是开始模拟古人的先驱之一，他的诗都是拟古之作。

《四库提要》：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气，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成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向存乎其间。

由此可见，高启这个人才华横溢是无异的，但他处处摹仿别人，都是寄人篱下，所以丧失了自己的确精神个性，没有自己的风格。

但因为他有超拔的才情，他的诗作有不少是可读的，成就也是不错的，可谓是明代成就最大的诗人。

高启以七言歌行见长，《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是其代表作之一。

高启的模拟是普遍的，到了林鸿、高棅，就渐渐形成了专重盛唐的观念。

林鸿是明初闽派诗人的代表，他在当时的诗坛相当有势力，他论诗的观点是：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见。

晋祖元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少秋实，惟唐作者可谓大成。

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长调，开元、天宝见，声律大备，学者当以是为楷式。

（《明史·文苑传》）高棅同意林鸿的观点，编辑了《唐诗品汇》百卷，建立了诗必盛唐的规则。

他把唐诗分为四个阶段：初唐为正始，作为唐诗的开端；将盛溏分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定为唐诗之正统；中唐为继承；晚唐为余响。

他认为学诗就要学习盛唐之诗。

由此可见，拟古主义在明代初年就已经发生了，不过尚没有走向极端。

二、台阁体在拟古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

明代从永乐（1403）至成化（1465）年间，政治安定，经济得到不断发展，文学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宰辅权臣领导的台阁体。

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是歌功颂德、温柔平和的应酬文字，多写朝贺宸游、巡狩征伐、官场迎送、宣扬帝王威德、歌咏太平盛世。

艺术上追求尚雅、尚法、尚平易、尚流利，风格仿照欧阳修。

号称词气安闲、雍容典雅文人学士应举高中以后，争向模仿，可谓是千篇一律，索然寡味，毫无文学价值可言。

紧随台阁体的是茶陵诗派，代表人物是李东阳。

他以台阁大臣的地位，立朝50年，推奖后人，门生满天下，是当时文坛的领袖。

他的诗作虽然比“三杨”好一些，其实还是台阁体的典型，创作上并没有脱去台阁体的倾向。

他强调要宗法杜甫，要求诗歌要在“悠扬委曲”之中追求起伏顿挫之美，只是注重学习杜甫诗歌的形式，而非精神。

这一时期，和台阁体截然不同的是诗人于谦。

于谦（1398—1457），钱塘人，为官清正，深得民心。

蒙古瓦剌部袭击北京，土木堡之役，英宗被俘，于谦是主战派，力主出兵打击蒙古。

后来英宗还朝后，被斩。

于谦的诗多忧国忧民之作，能够直抒胸臆，和台阁体的酬和之作相比，显得清新自然而言之有物。

三、前七子到了成化、正德（1506）年间，出现了王守仁的“心学”运动。

为反对程朱理学，反对八股文和台阁体的文风，出现了“前七子”。

他们继承了明初的复古主义观念，提出了复古主义的文学主张。

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

李梦阳和何景明是“前七子”的领袖。

“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可以概括为两点：1、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他们拟古的目标是：文章以秦汉为准则，五言诗拟汉魏及于六朝，七古、近体则以盛唐为依归。

李梦阳的观点是：“夫诗，宣志而道和者也。

故贵宛不贵险，贵质不贵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

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

”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庄诐（bi）简侈浮孚之界分也。

至元、白、韩、孟、皮、陆之徒出，始连联斗押，累数千言不相下，此何异于入世攫金，登场角戏也。

”在这里，李梦阳没有想到文学发展进化的道理，死守着文学是古代的好，因此，除盛唐之外，他对元、白、陆等诗人甚为不满。

何景明在《杂诗》中说：“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

”李梦阳对宋代文学更是瞧不起：“宋儒兴而古之文废”，“诗至唐则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

”由此可见李梦阳复古主义文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他提倡学习古人的格调，遵循古人的法式，所谓“高古者格，宛亮者调”。

由于他拘泥于古人的法式，而不知道文学的进化，所以就容易陷于形式主义的摹拟。

何景明的文学思想和李梦阳有所不同，他说他自己：“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仿形迹。

”比较重视意象的合于自然，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一文中，他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二人的分歧。

即同为学古，一重形迹，一重神情。

虽然如此，二人在复古的根本上并没有大的分别。

“前七子”通过分析历代诗文以后，得出的结论是：秦汉以后无文，盛唐以后无诗。

他们告戒文学青年，要走文学的正路，千万不要读西京以后之文，盛唐以后之诗。

2、摹拟为文学创作的途径。

他们认为，秦汉之文，盛唐之诗，虽然各家风格不同，光彩自异，都有各自的方法，后人应该像临帖一样，一字一句地摹拟下去，渐渐就可以得到古人的精髓，然后可以自成名家。

李梦阳告诉他的学生说：“今人摹临古帖，不嫌大似，诗文何独不然？”摹拟的结果，是做了古人的奴隶，作品变成了古人的影子。

又怎么能有自己独创的风格和精神，自成一派呢？岂不知文学的创作来源于生活，风格的形成源自于创新。

李、何之辈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文坛的浅陋，因此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但结果正如《四库提要》的评价：明自洪武以来，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chan)缓冗沓，千篇一律。

梦阳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无功。

而盛气矜心，矫枉过正。

……平心而论，其诗才力富健，实足以笼罩一时，而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

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明人与其诗并重，未免怵（处）于盛名。

四、后七子到明嘉靖、万历年间，后七子出现了，他们推崇前七子的主张，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七子”是：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

这些人多数头脑比较聪明，博闻强记，拥护前七子，结社宣传，狂傲偏激。

《李攀龙传》上说：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

攀龙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惧无足观，于朝独推梦阳，诸子翕然合之，非是则诋为宋学。

攀龙才思劲骛，名最高，独心重王世贞，天下并称王、李。

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王、李。

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

李攀龙去世后，王世贞主盟文坛达二十年之久，“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

其论诗，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

晚年，攻者渐起。

”《艺苑卮言》：“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

六朝之文浮，离实矣。

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

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

”《徐汝思诗集序》曰：“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言融而无迹。

故曰：盛唐其则也。

”可见，他们复古的主张与前七子是如出一辙。

后七子在大力主张摹拟的同时，还自吹自擂，对不同意见则打击压制，摹拟的丑行、作品的虚伪更过于前七子。

《四库提要》云：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

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绚烂夺目。

细案之，一腐套耳。

前后七子的文学思想风靡了一百多年。

对其反抗的先有唐宋派，到明代晚期产生的公安派、竟陵派的新文学运动，对复古主义进行了严厉打击终于使其销声匿迹。

五、唐宋派在前、后七子之间出现的唐宋派，是反对“七子”们拟古的。

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提倡唐宋古文，和“七子”的拟古是完全不同的。

王慎中（1509—1559），字思道，福建晋江人。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武进人。

茅坤（1512—1601），字顺甫，归安人，别好鹿门。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昆山人。

唐宋派擅长文章写作，于诗则一般。

王慎中认为：“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和七子不读唐以后的文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