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文以载道”的艺术命题是宋代古文学家周敦颐提在《周子通书-文辞》中提出的。

这里的“道”指得是儒家的传统道德。

他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评价文章的好坏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不会流传。

诗言志：“诗言志”作为一种艺术观念，最早体现在《诗经》的诗歌创作中，而作为一种艺术命题，大约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志”也就是人的思想、意愿、志趣。

“志”还有“情”的因素，因为情是蕴藏于心的。

基本含义是说诗歌是用来表达作者思想情感和理想追求的一种艺术形式，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

诗缘情是从诗歌的特征上强调了诗的艺术本质，此语出于西晋陆机《文赋》，抛开了儒家的诗歌政教作用，只强调诗歌的审美特征。

讲求诗歌发乎内心情感，追求诗歌的美好动人的作用。

这是文学独立性的表现。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既是“诗言志”说发展演进的历史之必然，又是人们的诗歌观念不断发展成熟的必然趋势，充分说明魏晋时代人们的诗学观念和价值取向出现的新的变革，说明人们对诗歌艺术本质和审美特征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从此，“诗言志”与“诗缘情”两大学说相互交通，成为中国诗歌批评的两大支柱，。

滋味说南北朝梁钟嵘提出的有关诗歌形象性的理论。

《诗品序》: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

”有“滋味”,就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即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去创造鲜明的艺术形象。

如果“理过其词”,缺乏形象性,就会“淡乎寡味”思无邪思无邪”：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是孔子删诗的标准。

也是他进行文学批评的标准。

所谓“无邪”，包咸注曰：“归于正”，就是说《诗三百篇》的思想内容都是符合儒家的政治伦理原则，纯正没有邪念。

这里的“正”和“无邪”固然有其鲜明的阶级内涵，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诗经》的思想内涵是很丰富的，可以看到孔子评价标准还是比较宽容的。

“以意逆志说”。

就是说读者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一致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抠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

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还了他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未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

“知人论世说”。

孟子的原意是从与古人为友，需读懂他的作品，而欲理解作品，必须了解作者，而欲了解作者，又须把握其所处的时代角度来立论，文学作品的思想感情内涵、形式风貌，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艺术素养以及时代精神、社会风气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文学批评要进行知人论世的理论基础。

“心斋”、“坐忘”。

“心斋”、“坐忘”是文艺创作主体实现和完成“道”的两种方式。

文艺创作主体在感知事物的过程中由耳—心—气—虚的经验观照就是“心斋”。

文艺创作主体在感知事物的过程中摆脱身心的欲求就是“坐忘”。

“心斋”、“坐忘”名虽为二，实则为一，其根本所在就是要求文艺创作主体通过直观经验去领悟、体验、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超越现实，获得“道”的精神自由境界。

即文艺创作主体的审美态度必须达到物我两忘、虚静空灵的精神境界。

滋味说在诗歌创作上提出滋味说。

滋味原指味觉上的综合快感，后来引申为审美快感，进入文艺领域。

钟嵘是第一个把滋味当作诗歌艺术的审美标准的。

作为诗歌美感的滋味，是指作品中蕴含着的深厚动人的感情，能够引起读者的激动、联想和咀嚼回味，亦即指诗歌创作所达到的最高造诣和境界，“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突出了诗歌的形象性特征。

点铁成金：是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庭坚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要求取古人陈言经过诗人的重新陶冶熔铸，为我所用，以前人作品中的佳句善字点化自己的作品。

夺胎换骨：是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庭坚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所谓夺胎换骨，就是用新的文字词汇重写前人诗意，以前人诗歌内容作为材料。

黄庭坚提出这一命题，主要是为了方便初学者尽快掌握学习与借鉴古代丰富的语言艺术遗产的一条捷径。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诗歌必须借助于实在景象的描写，并在象征、暗示等手法的参与之下，营造出虚幻的空间，就审美意义而言，这“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更具有价值。

而这“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既实且虚，是整体审美意象，是唐代诗歌意境理论的总结。

苏轼的文艺思想及启示苏轼的文艺思想“纹理自然，姿态横生”把“自然”作为艺术的最高境界。

艺术创作中的“道”与“艺”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食物的基本规律，而是表现，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以及用艺术恰如其分的表达都是难的，都是相当重要的。

论艺术构思中的“虚静”“物化”和“观妙逸想”论形象塑造的“随物赋形”和“生动传神”。

自然万物还原与万物之中，在相互映照中捕捉主体对象的独特意态，由此方能“尽物之态”《典论·论文》的文学思想1．文学具有重要的功用。

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

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

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

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

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

2.作家气质、个性与风格的关系。

曹丕认为文章“清浊有体”，即是把文学的风格大致分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类。

曹丕认为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是一致的。

但曹丕相对忽视社会现实对作家风格形成的影响，有一定的片面性。

3.指出不同文本有不同的特点和标准。

提出文章“本同而末异”的观点。

“本同”指文章的性质相同，“末异”指文章的风格特点不同。

这是对传统“德本文末”说的提高。

他把文体分为四科八体，认为不同文体各有其不同风格。

他提出了“诗赋欲丽”的主张，体现了对文学特点的认识的提高，也是魏晋文学观念的时代特点的反映。

4.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

曹丕指出文坛存在“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现象和“文人相轻”的积习，把人品和评文结合起来，用对比的手法对建安七子的长处和不足咗了比较客观的评论。

《离骚》的批评历程经历了以道家思想为主兼及儒家的阐释、儒家经学思想阐释以及前两家思想融合进行阐释三阶段。

第一阶段，以贾谊、刘安、司马迁为代表。

肯定了屈原作品“怨刺”精神，赞扬了屈原的高洁人格，对楚辞艺术手法作充分肯定。

第二阶段，以杨雄和班固为代表，助长明哲保身，批评屈原数责怀王，关于屈原的作品，指出其不合经典。

第三阶段，王逸《离骚章句序》。

王逸的批评策略，融合儒道思想，调和了汉初以来对屈原正面、反面的批评，仿照《诗经》解释形式，将《楚辞》经学化。

司空图《韵味说》唐代司空图提出“韵外之致”“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说法，即“韵味说”，是司空图最为著名的论诗主张。

他认为“味”是诗歌必须具有的属性，诗歌创作和评论都以辨别“味”为首要条件。

他认为诗味来源于咸酸等单一之味，但又有别于这种单一之味，而是在指在这种单一之味之外的醇美之味。

单一之味相当于自然美，诗味相当于艺术美。

这是韵味说的基本内涵。

有韵味的诗歌在形象上的特点是：“近而不浮”，即诗歌形象比较具体亲切，它使读者感到好似就在眼前，而不流于浮泛；在意境上的特点是：“远而不尽”，即诗歌意境具有启示性，它能引起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使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

具备这种形象和意境的诗歌就是有韵味的诗歌，才能给读者以美感享受。

在意境创造上，他又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艺术要求，其中第一个“象”和“景”，指的是诗歌艺术形象中具体的有形的描写；第二个“象”和“景”，指的是借助前一个象和景所比喻、暗示和象征出来的无形的、虚构的景象。

它虽然写了具体物象和具体情思，但虚实结合，有无相生，具备诗意的艺术空间韵味说的诗化表达主要见于他的《二十四诗品》。

《文心雕龙》理论体系（1）《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体大思精的理论巨著，全书可分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

（2）总论也可称为“文之枢纽”，指从《原道》到《辨骚》五篇；文体论也可称为“论文叙笔”，指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创作论和批评论合称“割情析采”，其中《神思》至《总术》十九篇为创作论，《才略》、《知音》、《程器》可称为批评论，《时序》、《物色》两篇兼而有之；《序志》篇相当于后序。

（3）刘勰的文学思想以儒家经典为主，但也吸取了不少道家和佛家的思想。

严羽《沧浪诗话》（1）严羽是自觉地从审美角度来探索诗歌规律的，他提出的“别材别趣”、“妙悟”等一系列理论命题，揭示了诗歌的内在审美特征及诗歌欣赏和创作的思维方式，提出了诗人应具备的内在条件及诗歌创作的师法对象，构成了一个以审美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为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言语诗论是针对当时诗坛流弊而发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并能击中要害，对于扭转当时诗风，具有重要作用。

（3）严羽诗论影响深远，他“盛唐为法”的主张为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

严羽《沧浪诗话》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主要由诗歌本体论、诗体论、主体论、技法论和方法论五部分组成。

在这五部分中，诗歌本体论是核心内容，严羽从诗的本体论的角度谈诗体、谈技法、谈主体创作，他的方法论和诗的本体论也是一脉相承的。

严羽在继承前人将“吟咏情性”看成诗之为诗的本质特性的基础上，高度重视诗的兴趣，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影响中国文艺思想的两大家先秦儒家文艺理论的基本思路。

①承认文学是作者内心真实的表达。

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服务于社会的秩序的建立，所谓“乐合同，礼别异。

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

穷本极变，乐之情也；着诚去伪，礼之经也。

”礼、乐虽然途径、采取方法不同，但在目标上二者是一致的。

道家不像儒家专注于现实社会道德教化政治人事，而更注重超越现实物质世界探讨精神层面形而上的哲理，对于个体价值在精神层面上体现进行具有哲学思辨意义的深入论述。

《诗大序》《毛诗序》是如何论述诗歌的社会作用的？（1）《毛诗序》继承了孔子“兴观群怨”的观点，进一步在理论上明确了诗歌创作为政治服务的两种形式：“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

（2）在这两种形式中，《毛诗序》偏重“上以风化下”的教化作用，并把文艺的教化作用看作是文艺的根本目的。

（3）《毛诗序》同时也认为：下层百姓在穷苦无告时，也可以诗歌“刺上”。

但“刺上”是有条件的，要求“主文而谲谏”，即用隐约的言辞劝谏而不直言其过失，注意方式方法，以维护统治者的尊严。

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封建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对后代现实主义创作和理论都形成的一定的影响。

（4）《毛诗序》同时认为，诗歌是社会政治的反映，所以从一个时代的诗歌，也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