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四仲中星观测年代考在《尚书尧典》中有一段文字，介绍了上古帝王唐尧命派羲氏、和氏兄弟四人观测天象及制定历法的情况。

这段文字的内容是：（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

寅宾出日，平秩东作。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厥民析，鸟兽孽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

平秩南讹，敬致。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因，鸟兽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土］，曰昧谷。

寅饯纳日，平秩西成。

宵中星虚，以殷仲秋。

厥民夷，鸟兽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平在朔易。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厥民隩，鸟兽氄毛。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史记五帝本纪》全文引用了《尚书尧典》的这段记载，仅个别字句小有出入。

对于文中“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的四种星象，即“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人们通常把它们统称为“四仲中星”。

据《史记五帝本纪》，帝尧之父是为帝喾高辛，而帝喾高辛乃是“黄帝之曾孙也”。

那么，《尧典》记载的“四仲中星”是否就是公元前２３００年前帝尧时代的实际天象呢？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兴趣。

许多中外学者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努力。

众所周知，要解决这个问题，可靠而有效的办法就是应用岁差原理进行推算。

所谓岁差，通俗地说，就是太阳每年在同一节日同一时刻在其运动轨道——黄道上的位置（如春分点、冬至点等）都有一个向西退行的微小变化，其变化量约为５０＂．２６。

由于岁差的作用，全天恒星在天球上相对于春分点的位置（赤经或黄经）每年也会因此发生一定的微小变化。

这样，如果知道某恒星位置的古代观测数据及其与现今位置的差距，根据该恒星位置的岁差变化量，即可推算出其古代观测数据的年代。

可是，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尧典》四仲中星一些观测条件的认识很不一致，以至于各自推算出的观测年代也差别很大。

例如，最早开展此项工作的西方学者墨特霍斯托认为，《尧典》所记符合公元前２２５０年以前唐尧时代的天象；中国学者竺可桢推算认为，四仲中星为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前商末周初时的天象；而日本学者饭岛忠夫则断定，《尧典》之天象乃是公元前４００年的战国初期所测。

人们推得的结果如此不同，时间之差竟然接近２０００年之遥。

由此可见，要正确推算《尧典》四仲中星的观测年代，首先弄清楚对这些星象进行观测的各种基本条件，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下面，笔者打算从观测的节日、观测的目标、观测的方式和观测的时刻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一下当时的观测条件；然后以此为基础，具体推算一下《尧典》四仲中星的观测年代。

一、《尧典》四仲中星的观测条件分析（一）观测的节日从《尧典》的记事可知，观测四仲中星是为了“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和“以正仲冬”。

《尚书孔传》云：“殷，正也”。

这说明，观测的目的是校准一年四时的四个仲月，使四个仲月与观测四仲中星所确定的节气保持固定的对应关系。

由此可知，四个仲月的观测日期应该分别处于当时历法的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这四个月之内，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尧典》记事到底使用的是什么历法呢？大家知道，使用以月亮朔望周期记月、以太阳回归周期记年、以闰月固定每年各月节气的阴阳合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点之一。

《尧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表明其所记历法即为阴阳合历。

由于朔望月和回归年的周期都不是整日数，且两个周期之间没有整倍数关系，古人在尚未准确测定这两个周期的时候，通过天象观测来不断校准历法各月所对应的节气，就是十分必要的。

不过，中国古代历法的岁首有周正、殷正和夏正之分；不同岁首的历法，其四时仲月所对应的节气也各不相同。

《尧典》没有明确指出其历法的岁首如何，也没有明确指出四时仲月所对应的节气，但其所记用以校准四仲月的四种天象“日中”、“日永”、“宵中”和“日短”，却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依据。

从《尧典》对这四种天象的表述来看，“日”与“宵”对应。

《尚书孔传》云：“宵，夜也”。

可见，“宵”是指夜晚，而“日”则是指白天。

又“永”又分别与“中”和“短”对应。

《尚书・孔传》云：“永，长也”。

可见，“日中”、“日永”、“宵中”和“日短”的字面意思分别是“中等长度的白天”，“长的白天”，“中等长度的夜晚”和“短的白天”。

大家知道，我国地处地球北半部，一年之中的昼夜长短变化有如下特点：夏至节前后的白天时间较长，且以夏至日为最长；冬至节前后的白天较短，且以冬至日为最短；春分和秋分两节气前后的昼夜长短比较接近，且春分日和秋分日两日的昼夜长度基本相等。

《尧典》既然是以昼夜时间的长短作为校准春夏秋冬四时仲月的标准，而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四个节日的昼夜长短的特征又最为显著，所以，“日中”、“日永”、“宵中”和“日短”所分别代表的正是二分、二至这四个节日的天象。

也就是说，《尧典》四仲中星的观测日期应该分别是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这四天。

对此，人们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历法的岁首存在周正建子、殷正建丑、夏正建寅等多种情况，只有以寅月为正月的夏正历法，其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等四仲月分别依次与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节气保持固定的对应关系。

如，战国后期的秦国所使用的《颛顼历》即属于夏正历法，所以，当时的秦国文献《吕氏春秋》记曰：“仲春之月……日夜分（春分）”，“仲夏之月……日长至（夏至）”，“仲秋之月……日夜分（秋分）”，“仲冬之月……日短至（冬至）”。

因此，《尧典》所记历法的岁首是为夏正，应是可以肯定的。

（二）观测的目标在《尧典》所列举的“星鸟”，“星火”，“星虚”和“星昴”等四个观测目标中，“星虚”和“星昴”的所指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在我国古代的“二十八宿”恒星区划体系当中，确有两宿分别名为“虚”和“昴”。

因此，“星虚”和“星昴”指的是虚宿和昴宿，如此理解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需要弄清楚的主要是“星鸟”和“星火”。

先说“星鸟”。

在我国古代的恒星名称中，没有直接以“鸟”命名的星宿。

不过有人注意到，我国古代还将二十八宿划分为“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鸟”和“北方玄武”四象，于是认为“星鸟”即为四象之一的“南方朱鸟”，它共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

然而笔者认为，《尧典》中的“星鸟”似乎不应当以“朱鸟”七宿来解释。

因为依《尧典》所述，其用以校准仲秋和仲冬两月的分别为虚宿和昴宿各一个星宿，那么，其用以校准仲夏之月的“星鸟”亦应当是一个星宿，而不应当是七个星宿。

鉴于在二十八宿的四象里，虚宿恰好处于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正当中的位置上，昴宿也恰好处于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正当中的位置上，由此判断，“星鸟”就应该是处于南方朱鸟七宿正当中位置上的那一宿。

该宿全名“七星”，简称“星”宿。

还有一个问题是，《尧典》既然把虚宿和昴宿分别称作“星虚”和“星昴”，它为什么不把七星宿称作“星星”，而要称作“星鸟”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为了“避免重词”。

笔者以为，这种解释很有道理，它应该合乎《尧典》整理者的用意，是可以成立的。

再说“星火”。

既然“星鸟”、“星虚”和“星昴”分别为“四象”中南方朱鸟、北方玄武和西方白虎的正中之宿，那么，按照这一确定原则，“星火”是否就应该是四象中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的正中之宿“房宿”呢？不少人认为应该如此认识。

另外，古人还曾将二十八宿划分成“十二次”，用于岁星纪年，而十二次中的“大火”次是由房、心、尾三宿组成，房宿是为其中之一。

如《尔雅释天》云：“大辰，房、心、尾也。

大火谓之大辰。

”这也表明，《尧典》中的“星火”有可能与房宿有关。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大火”在古代还常常被视为心宿的代称。

例如，《左传襄公九年》云：“心为大火”；《夏小正》云：“大火者，心也”。

心宿之所以能获得“大火”之美名，大概是因为它的第二号星———心宿二（西名天蝎α）是一颗又红又亮的一等明星，其形象犹如星空中的一团火。

在古代用于岁星纪年的“十二次”当中，之所以有一次被冠名以“大火”，很可能也是因为心宿是组成该次的三宿之一。

另外，如果《尧典》所记“星火”是指房宿而不是指心宿，它就应该像记虚宿为“星虚”、记昴宿为“星昴”那样把房宿记之为“星房”，而不应该记之为“星火”。

所以，“星火”指的是心宿而不是房宿，其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三）观测的方式《尧典》没有说明以“星鸟”、“星火”、“星虚”和“星昴”校准春、夏、秋、冬四仲月，究竟是观测它们的南中天，还是观测它们的东升或西没；也没有指出观测的时间究竟是在黄昏，还是在昧旦或夜半。

不过，由于“鸟”、“火”、“虚”、“昴”四星分别居于朱鸟、苍龙、玄武、白虎四象正中的位置，人们在入睡之前的黄昏时分观星又要比夜半或昧旦时观星方便得多，所以古今中外的学者大多认为，《尧典》以鸟、火、虚、昴校准四仲月的方法是黄昏时观测这些恒星的南中天。

例如，早在东汉时期，经学家马融和郑玄就已明确指出：星鸟、星火，谓正在南方。

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虚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

如今，人们正是因为认为《尧典》是以观测恒星昏中的方式来校准四时的仲月，才把星鸟、星火、星虚和星昴统称为《尧典》的四仲中星，并以此认识为依据，应用岁差规律来推算它们的观测年代。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二十八的星宿各宿都不是由一颗恒星构成，而是由两颗以上的恒星构成，且各宿均有一定的互不相等的赤经跨度———距度。

以战国时期由魏国天文学家石申夫所测定的“石氏距度”为例，其各星宿的距度多则可达３３度（如井宿），少则只有２度（如觜宿）。

这样，《尧典》四仲中星的观测方式既然可以确定为昏时观测恒星的南中天（即恒星正好处于子午线的位置上），则作为观测对象的星宿就不能是组成该星宿的各颗恒星，而只应是其中一颗最具有代表性的恒星。

关于这个问题，竺可桢认为，《尧典》四仲中星的观测目标中除了心宿是取其最明亮的二号星“心宿二”以外，其他各宿均是取其最西边“初度”位置上的距星，它们包括柳宿一、星宿一、张宿一、房宿一、尾宿一、虚宿一和昴宿一等［３］。

不过据研究，二十八宿体系在创立之初所测得的是不同于“石氏距度”的“古距度”，且“古距度”大多是以各宿中的最亮星而不是西边第一星为距星进行测量的［６］２９。

再说，较明亮的星比较暗淡的星似更利于作为南中昏星的观测目标。

因此，《尧典》取有关星宿中最明亮的恒星作为四仲中星的观测目标，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

若是这样，《尧典》的观星目标就应该分别为柳宿六、星宿一、张宿二、房宿三、心宿二、尾宿五、虚宿一和昴宿六。

（四）观测的时刻虽然《尧典》四仲中星的观测时间可大致认为是二分、二至等四个节日的黄昏，但要推算四仲中星的观测年代，还必须把观测它们的具体时刻弄准确。